刘小东《Hamad bin Abdulaziz Al-Kuwari阁下一家》（展览现场）。
新京报记者郭延冰摄
刘韡作品《大狗》装置现场。
胡志军作品《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局部）。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对混沌学概念“蝴蝶效应”最直观、易懂的阐释。如此开场，是因为这一次的剧情与此概念有着巧妙的共振。2008年，卡塔尔公主谢赫·玛雅莎·阿勒萨尼在纽约观展时的一些情绪波动，引发出后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故事的后来，有了多哈阿拉伯现代美术馆的首个国外艺术家个展“蔡国强：海市蜃楼”，以及2016年3月14日于卡塔尔博物馆局阿尔利瓦克展览馆发生，由蔡国强策划的大型群展“艺术怎么样？”。
对于路人抑或艺术家，“艺术怎么样？”或许都是一个比“艺术是什么？”还要抽象的提问。这一次，蔡国强并非那个艺术足迹遍布世界不同文化区域、情迷“盗火线”的艺术家，而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出现。在他的牵线与梳理下，胡志军、徐冰、陈星汉、马文、李燎、周春芽、孙原&彭禹、杨福东、梁绍基、徐震、刘韡、黄永砯、汪建伟、刘小东、胡向前，这15位/组参展艺术家贡献了装置、绘画、雕塑等媒介载体的主题作品。
蔡国强在展览筹备阶段的细节以及与艺术家的深层次交流被收进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由夏姗姗导演、33 Studio制作的展览同名纪录片；他与评论家、策展人以及艺术家的对话也被纳入由他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怎么样？》一书之中。作为2016中卡文化年项目之一，这个展览同样引发着蝴蝶效应，关于创造力与艺术表现方法、方法论的讨论还在延续，“重新定义中国艺术家”也成了艺术界的又一新命题。
缘起
受卡塔尔公主邀请，通过展览与世界交流
2008年初春，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女子被“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回顾展深深震撼。此后，这个身影又出现在蔡国强纽约的工作室，那一次会面为后来埋下了伏笔。这个身影正是卡塔尔公主谢赫·玛雅莎·阿勒萨尼，她如今的身份是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主席。
“她来工作室找我，当时还什么都没有，但看得出来她已经雄心壮志，讲到对未来的一个展望，说希望你到我们这边来做展览。我满口答应，因为从来没去过阿拉伯，很好奇。”蔡国强说。
三年后，玛雅莎的梦想实现了，2011年12月5日，“蔡国强：海市蜃楼”艺术展在阿拉伯现代美术馆开幕。在邀请蔡国强到家中做客时，她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她的目标很清楚，希望通过一个展览，帮助阿拉伯文化与世界建立更多的交流，一方面从世界汲取一些好的东西，激发阿拉伯艺术家更了解世界和当代，另一方面让世界更理解阿拉伯文化。近年来，卡塔尔有承办亚运会、未来有世界杯。多哈很小，不到50万人的国家，一直期待着与世界的更多沟通。阿拉伯年轻艺术家也一样，在探索古老、漫长且复杂的阿拉伯文化与世界的关系，思考着该如何走出个人的一条路。我的角色或许可以给他们一点启发，一个同样来自古老文化的艺术家如何面对西方、面对当代。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大一个展，所以公主问我能不能做一个‘中国展’的策划。2011年开始，我一直在思考如果真的要做，可以做什么。直到2013年《农民达芬奇》在巴西展览的时候再次与公主的团队碰面，这个项目才正式启动。”
筹备
春夏秋冬跑全国，与艺术家面对面
历时三年的酝酿期，蔡工作室面对的是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国内外逾250个中国主题相关展览，着重研究其中30个；关注约200位出生在内地且在世的当代艺术家；与20余位来自世界的文化、艺术、思想界专家学者、策展人展开了讨论。
“作为策展人，当然要小心。也许很多策展主题、理念人家已经做过了，所以首先要把所有的展览都找到，整理出主题、参展艺术家的名字，策展目标，展出效果以及媒体反应。这同样是我学习的过程。平时我在全世界活动，虽然是个文化身份复杂的人，但我基本还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然而平时我并不是很主动地去在意中国艺术的内容本身。而策划这次展览，使得我有机会去观察群体，从群体里去认识个体。”
“艺术怎么样”并非蔡国强首个策展项目，他借鉴了自己此前担任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经验，“那时候的方法是去艺术家工作室，与艺术家谈方案。因为并非个展，不是回顾艺术家的人生，群展需要主题，需要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主题中形成互补的关系。这一次，我也是春夏秋冬跑全国。我平时不太去四川，但为了见周春芽，跑了几次。很多人想为什么要专门跑去看他画画，其实我是要弄懂，要思考，艺术家之间需要对话。我曾说过，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像动物，动物与动物应该碰头，不是看照片，是要看感觉。我会先讲我的理念是什么，然后反复追问什么是他们的艺术语言的独到之处。展厅不是橱窗，展厅和画面是战场，不是市场，要看得到格斗和伤亡。”
主题
脱掉中国的外套，重新定义艺术家
“艺术家做展览，最重要的是提问题。不只在于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展览，重要的是通过展览提出一些问题。那么什么是它的问题？”这是蔡国强在策划这次展览过程中，给自己抛出的问题。
作为2016中卡文化年的重头戏，他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电影、戏剧、舞蹈、设计等各种艺术门类都各有呈现，但因为资金的原因，最终还是决定专心致志地落脚于美术。“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也想对电影怎么样，舞蹈怎么样，一并作出提问，也因此见了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希望他们推荐给我一些作品。之前与纽约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电影的教授以及经常在林肯中心主持电影节的人展开讨论，他们可以列举出喜欢的中国当代导演，但是谈到中国电影对世界的贡献，话题则无法展开；创造力评价上，他们能想到不错的还是《乌鸦与麻雀》（郑君里执导，1949年电影）那些作品。而如今中国电影若离开了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和内容，在电影语言与中国美学上的突破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就关乎创造力的问题。”
谈及创造力，蔡国强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创造力怎么样？就是把你的那些内容拿掉，或者内容先放一边，来讨论表现的形式。痛苦的人生，复杂的爱情经历，不等于能够写得出好的爱情小说。故事内容是一回事，把故事讲好是另外一回事，为故事创造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又是一回事。所以我的展览主题立足在后者，而不是只在意那些内容。如果没有创造力去表现内容，很容易会被忘掉。苏联就是例子。俄罗斯曾经出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文学上有托尔斯泰各种大师。在苏联八十多年的历史中，也有过很多内容，但是那么多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艺术语言的创造上下工夫。所以这个中国展，不是在讨论中国怎么样，而着重谈艺术怎么样？艺术家的创造力怎么样？给人们一个思考的机会，脱掉中国的外套，去重新定义艺术家。”
蔡国强导览
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我都是很在意观众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因为它像一部歌剧，欣赏一个展览同样也是观看一部电影的过程。虽然每个艺术家是独立的，他们在各自的展厅呈现个人的创造力和艺术语言，但是彼此之间是要有一个关系的，所以我把胡向前的作品做成一个视频放在美术馆的外面。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调侃策展人的，嘲讽当代艺术，被放置在这个位置制造了一个展览的态度，轻松、好玩。我个人比较喜欢好玩的东西。艺术的深度和思想观念的结合，都可以一种轻松好玩的方法进行，不要装得好像道貌岸然不得了的样子。所以我把它放在外面，吸引大家走过来看。
我做的这个展览应该很好看，因为它逻辑关系清晰，有视觉说服力。开始很多艺术家给出的方案我都不要，会有一些坚持。我鼓励他们去挑战旧的，但如果新的方案没有旧的更有说服力，就用旧的，展示艺术语言形成的过程。就像生孩子会有一个阶段，有时候彷徨了一阵，不知道方向，但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彷徨是因为你渴望新的地平线，常常又让自己不知道身处何方，迷失方向。但这正是有意思的时候，你似乎可以回到出发点，去思考更广的问题，认识自己心理与生理上状况的变化，寻找新的未知。
Q&A
艺术家看艺术家很准，就像运动员之间一样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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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提到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你用到“野兽碰头”这个生动的比喻。如果用某种动物自比，你会选择哪一种？
蔡国强：这个很复杂，当然动物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一个人去到世界各处做展览，你像是一匹狼，保持着大自然赋予的野性，还有原始的能量与敏感。然而你又不一直是一匹狼，你经常上台受到热烈的欢迎，掌声雷鸣。但是你不能因此太当回事，这样就进入被动物园豢养的模式，每天有人送吃的，把你展示给人类看，躲不起来，没能力跳过悬崖，不是野生动物。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在世界上经常能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动物”，古巴的、委内瑞拉的、英国的、德国的，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气息是不一样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很多艺术家一起工作，像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做太阳”的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以及做了《教皇被陨石砸中？》的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还有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等，很多人都是一起喝酒、成长起来的。那时的我有一点运气比较好，就是碰到了那些老一辈的策展人，如哈罗德·泽曼，杨·荷特等，因为他们太喜欢艺术家了，尤其是“新秀”（笑），所以我有机会跟这些前辈学习，一起工作，也和很多艺术家一起成长。
艺术家看艺术家很准，就像运动员之间一样清楚，即便比赛结果没拿到名次，但大家知道这个人是厉害的，早晚纪录刷新要靠他。因为是同类，同类都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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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作为艺术家最迷人，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在何处呢？诸如人类精神层面的共鸣？
蔡国强：比如我之前做的《遗产》这个作品，很多动物在喝水，当看到观众在欣赏的时候流泪，那个瞬间，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幸福的，感觉值得。好的艺术家似大自然，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和生、长、收、藏。能吸收艰苦，也能淡定富贵。能保持童真、一直热爱艺术，这是恩赐。一个艺术家好不好玩，要看是否给自己难题，没难题才是最大问题，没难度的创作是在消耗。苦苦挣扎的乐趣是真实而有力量的。做一个创造美的天才，将调皮好玩、幻想好奇融入人类的精神长河，可以带给别人、首先是自己无限的意外惊喜。虽然这样的话听起来既说教又普通乏味，可是艺术家还要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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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那么再说“艺术怎么样？”这个展，无论是作为策展人还是观赏者，你觉得它整体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呢？
蔡国强：我觉得这次展览的艺术家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能够说话。我也希望借由这次展览能纠正一些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偏见，告诉西方世界，对中国不仅仅关注屡创拍卖纪录的市场或者中国艺术家对社会的叛逆反骨。有时候我也会彷徨，好像花了很久，但并不确定能做出一个很厉害的展览，担心、焦虑，有失望感。但是当作品成立以后，它们的材料，它们的造型便产生一个能量场，效果比想象的好。我对我们自己展览的评价，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大气。
后来我们这个展也获得很多肯定。杰夫·昆斯在多哈《纽约时报》高峰论坛上发言，对卡塔尔公主和嘉宾强调我们之所以今天齐聚多哈，是因为只有这里能够举办出像《艺术怎么样？》这样水准的展览。当然我们也不要把人家的表扬太当做一回事。不能太依赖展览，展览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是提问题。虽然提问题很重要，但解决问题要靠艺术家，靠时代，靠时间。我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小男孩，也不要指望我太深，我也不会做得很深。我喜欢艺术的东西要深入浅出，不是浅入深出。我就像是一个孩子，玩了一场游戏，踢了一场足球，结束了，该去进行下一场了。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古珺姝展览现场图片均由蔡工作室提供
编辑：强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