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获悉，2017年泰特英国美术馆将举办首个大型“英国酷儿艺术展”,展出约翰·辛格·萨金特、弗朗西斯·培根以及大卫·霍克尼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油画、手稿、个人相片以及电影等诸多类型。同性恋自古就有，不少西方国家纷纷通过法案确立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英国议会于1967年7月27日通过性犯罪法案(Sexual Offences Act)，2017年正值该法案通过50周年纪念,泰特英国美术馆计划将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古代与近现代西方艺术大师都有不少同性恋艺术家，他们的一些经典作品描绘对象有时就是其同性情人。“酷儿”是指具有非常规性倾向的人，包括同性恋和双性恋等，酷儿艺术就是具有非常规性倾向的艺术作品,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
在Leslie-Lohman同性恋艺术博物馆展览的展照片
酷儿艺术家:伊甸园里的两个男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签署了第10450号总统令，明确禁止同性恋者在美国政府内任职。自此同性恋者受到来自官方的恫吓，被驱逐出公共领域的工作岗位。彼时,由艺术家构成的小团体勇敢在固守成见的时代中为身份认同发声,他们不顾“羞耻”地公开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艺术家Paul Thek、著名摄影师Peter Hujar和画家Joseph Raffael进行了各种艺术性实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作品皆渗透出深浅不一的同性底色。
在摄影作品《无题》中，我们可看到Paul Thek与Peter Harvey 之间柔和而小心翼翼的互动。他们前后并坐，眼神看向不同的地方，两套款式相同的西装足以彰显亲密，同时领带的颜色也别出心裁。另一幅作品则描绘了三人聚会的场面：坐在车前盖上的年轻男孩穿着短裤和高筒白袜，那是1957年的罗德岛。透过作品，这些酷儿艺术家的关系看起来如此健康和现代，与五十年代对于同性恋者咄咄逼人的陈规论调截然相反。
《Peter and Two Pauls inRhode Island》 Theodore Newman 1957年
Paul Thek 还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在《Untitled (Portfolio Fashion Drawing)》中，三名被晒成古铜色的年轻男子分享了同一条沙滩浴巾，构成了同性恋社交场合的常态;在《Still Life》中，同性主题似乎不再仅满足于刻画现实,而上升到了精神高度：伊甸园里站着两个男人。
《Untitled (USA-Today)》 Felix Gonzalez-Torres 1990年
遗憾的是，包括Paul Thek和Peter Hujar在内的大多数群体成员，都未能逃脱蔓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艾滋病毒。这场同性恋群体危机同样引发了酷儿艺术家的创作灵感：Felix Gonzalez-Torres将斑斓的糖果堆置在房间一角，糖果的总体质量与自己身患艾滋的伴侣体重相当，观众随意取食糖果，象征着生命在甜蜜中伤逝。
《无题（捆绑）》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1973年宝丽来照片
美国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与出生于1987年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文森特-天利的作品也带有微妙的酷儿质感。梅普尔索普的摄影作品《捆绑》带有典型的日式情结：模特被捆绑的方式正是借用了日本虐恋文化中对于女性的绳缚kinbaku(日语中是紧束、捆绑的意思)的方式，而艺术家则用绳子绑住了一位美少年。
《Overflow》 文森特-天利氨纶氯丁橡胶牛仔夹克饰钉颜料
酷儿理论:挑战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两分结构
酷儿理论(Queer Theroy)就是对于同性恋爱现象的诠释,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并于上世纪90年代在西方风靡。它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
对于主流文化中的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酷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向这个常态开战,即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这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两分思维方法被“酷儿”艺术家们认为其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
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 1971年
酷儿理论出现于后现代思想盛行之时，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现代理论就是解构了所有的“宏大话语”，解构了所有的分类和身分。酷儿理论的哲学背景就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
究其深根,酷儿理论所主张的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方式,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它对主流观念的对抗,广义上也会造成所有的边缘群体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态势。
“酷儿”是我们主观意念产生的幻象?
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被称为身份政治的双年展，是一次通过艺术探讨人的性向等身份的严肃尝试,带有明显的“酷儿”特征。这是策展人们有意策划的专门探讨身份问题的双年展，展览遭到艺评界热议。
不少批评家认为用艺术家性身份阐释艺术作品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研究艺术家生平是理解作品的关键。然而,一些学者指出:艺术家的个人身份与艺术创作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露西》 Prvtdncr& bodega vendetta
女权主义者一向反对身份固定的说法，尤其是性别。的确,在某些例子中，性或性别与作品本身关系不大。美国艺术理论家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曾在采访中表示,艺术创作和艺术家性取向，或任何个人身份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今日的视角来看，历史上的许多作品都有非常明显的同性恋或酷儿倾向。达·芬奇是同性恋，米开朗基罗也曾给男人写情诗,塞尚的《沐浴者》带有灰色忧郁的男孩形象,卡拉瓦乔的青年男子肖像如《捧果篮的男孩》、《酒神巴克斯》等都含有极强的性暗示,如此等等。这些同性倾向在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期间都有一套异于我们今日所谓“同性恋”的话语。
格拉斯·克林普曾说:“我想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在生活中进行交涉和协调，无论是艺术家、批评家、编辑还是观众。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但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和多种兴趣。”
策展人李棋曾2014年于北京策划过“一场与酷儿艺术有关的展览”，在采访中他表示,酷儿艺术是一个伪命题,酷儿理论只是一种解读方式。
(编辑：强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