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5日晚六点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人文学院的系列活动之一，讲座“明清时期的中国喷泉和水法：从一件神户所藏的西洋镜画片谈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报告厅进行。讲座由海德堡大学中国艺术史助理教授王廉明博士担任主讲，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教授担任主持。王廉明博士师从雷德侯教授，研究课题主要为明清时期北京的天主教堂及圣像。此次讲座，他从一件藏于神户的西洋镜画片出发，探究了水与水法在传统文化中的隐喻，西方水法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园林中的水从“景”（View）到 “奇观”（Landscape）的转变这三个问题。
王廉明博士从一件1790年左右的西洋镜画片谈起，它代表了十八世纪北京近郊地区的视觉文化。西洋镜大量出现于十八世纪，兼具视觉与听觉体验，流行于北京近郊庙会、周末市场。西洋镜画片是苏州版画的一个分支，目前已知有一部分也在北京生产。大部分西洋片现藏于日本，内容除北京名胜以及室内透视效果图之外，还包括大量的欧洲城市图。王廉明博士试图论证这张西洋片实际上是基于18世纪末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即时性与代表性。画面核心内容是中央的喷泉，与乾隆《八旬万寿盛典图说》（1792）的水法戏台具有相似性。王廉明博士推测是制作者在参与八旬万寿盛典之后制成西洋片，为使观众回顾庆典奇观之意。
在讲座第一部分，王廉明博士从皇室与文人两个角度探究了水或者水法在传统文化中的隐喻。他指出这里的水法是广义上对于水的控制设施。王廉明博士追溯了皇家的龙水渊源，时间跨越大禹治水到清代的西洋镜片，以对画片上水法的三条龙进行解释。早在汉代，发掘自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太一将行图》中就有司雨的黄龙。从汉武帝时期的“天泉池”到唐“兴庆宫拓片”上的“龙池”，从“铜龙吐水”、“金镜承露”到“自雨亭”，文献中都有对于引水的记载。王廉明博士表示传为王振鹏的《大明宫图卷》实际上年代接近晚明，经过对于水法机械的仔细观察，他推测这是因为此时西洋水法传入，为明人阐释唐代“自雨亭”水利科技提供了方式。他认为这些对水的控制观念起源实际非常早，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对水的掌控等同于对自然、对权力的掌控，在汉代皇家园林中水与王权发生联系，此类对水的控制有两层含义：权利与祥瑞，后者具有道教渊源。
这里必须要提的是文人对于水法的态度截然不同。王廉明博士表示中国人对于水的表现在绘画领域比较少，大多绘制水纹表现水的各种形态。从宋代开始，关注水的文人情趣就开始发生。根据司马光《独乐园记》记载可知，文人庭院中有由自然而非机械推动的装置以观察水的形态，这在宋代非常普遍。明代文人遍览名山大川，拜碑访泉，还建立了“观澜亭”来定点观看趵突泉，邵弥《山水册》以及文征明都有描绘过类似观察视角的水。晚明园艺学家、文人计成对水的描述也具有自然趣味：涧、瀑布、曲水，他明确表示汉武帝“铜龙吐水”品味过俗。王廉明博士表示从宋代开始强烈的自然趣味流行于文人造园之中，反对汉武帝表现权利与祥瑞的具有强烈政治隐喻的水利设施。
讲座的第二部分，王廉明博士为大家展示了从晚明到清初，西方水法在中国的传播。明万历年间《环翠堂园景图》就出现了与西洋水法极为相近的“冲天泉”。清初1654年史学家谈迁进京拜访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其《北游录》中记载了南堂游园经过：“午同友人入汤道末园，中方池，通铜窍于井，井上转铁轮，则池水喷注如趵突，至四五尺。”这应是水法机械应用于喷泉的典型，王廉明在黄表于1680年、李器之于1721年的文献都能验证。发行于1627年的《奇器图说》在中高层文人传播，这为水法的实际建立提供技术可能性。从晚明开始，知识的传播提升了国人对西洋水利的了解，这些不仅仅包括字面上的文本传播，也包括宫廷、民间、教会中的实际应用。
最后，王廉明博士从大量文献与视觉材料入手，解释了园林中的水从“景”到流行文化中的“奇观”的转变。王廉明博士表示清初水法经过传教士介绍进入宫廷应是在康熙朝，在雍正朝开始大量建造。文献记载具有文人趣味的雍正有七八间“水法殿”，西方技法在这里实现了中式园林的技法要求；在皇家趣味的乾隆时期则已经完全转变为具有接待、储物同时进行观看西洋水法的“西洋楼”。清宫对于西洋水法的使用远超乎今天的想象，不同于文人园林中水的观看，水在宫廷之中不仅仅在于技术的掌控，也是权利的象征，它是权利的视觉化。从西洋喷泉到《八旬万寿盛典》中的水法布景，到西洋镜的画片，实现了从“景”到“奇观”的转变，而自西汉就开始的关于水的隐喻——权利与祥瑞则一直延续下来。回到讲座之初的画片，王廉明博士认为其中代表远方朝贡的白象、王权的铜龙吐水，祥瑞的仙鹤以及天泉，所有内容表现的都是一件事——乾隆八旬盛典之时的祥瑞气氛，在庆典结束之后人们用西洋镜回顾当时盛况。
王廉明博士的研究从个案出发，引出了权力可视化、交流美术史等问题，这个研究引起到场观众的强烈兴趣。讲座最后，主讲人与观众就更多细节与观念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编辑：朱梦楠）
